有这样一个家族，他们未被史书所载，未被传说记录，却于2012年宝鸡市石鼓山的考古发现中横空出世，以巨大的墓葬体量、丰富的青铜器陪葬品、多元的文化属性震惊世人，并当选“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他们就是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地的“户氏”家族。

2012年6月，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石嘴头村村民在挖掘房屋基础时分别发现了青铜器等文物，随后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并积极配合文物考古工作，经发掘，在一座西周早期贵族墓葬中考古出土了青铜礼器31件、玉器2件、陶器1件和兵器与车马器等，其中16件青铜礼器上都铸有族徽、族名等铭文。

石鼓山M3墓葬形制较大，长4.3、宽3.6、残深2.4米。墓葬上部发现木车迹象。墓葬二层台之上墓壁向外设壁龛。壁龛内放置大量青铜礼器作为随葬品。这些随葬品保存完好，组合完整，体型硕大，造型精美，充分显示了墓主身份的尊贵。此外还出土了大量兵器、马器，也显示出了墓主人的位高权重。由此可见，M3应为一座规格很高的贵族墓葬，墓主人应是一位权重高位的贵族。因此墓葬形制及随葬品体现墓主人身份与地位。

这批青铜器组合完整、器形巨大、造型优美、铭文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从墓葬形制、铜器类别、铜器铭文、出土陶器等方面判断，墓主人不是姬姓周人，而是与周人在灭商战争中的同盟军——户姓的羌戎人，宝鸡石鼓山墓地可初步确认为户氏家族墓地。  

据考证，青铜器上发现的铭文虽然字数不多，但信息量大。涉及的族徽有鸟、正、万、户、冉、曲、单、亚羌等，涉及的人名以日名为主，有父甲、父乙、父丁等。虽然该墓涉及日名、族徽器物众多，但墓主人只能是其中之一。由于日名是对过世之人的称谓，一般是天干字前加上亲属的称谓，在商代最为流行，但姬姓周人是不用日名和族徽的。由此判断，这座高级贵族墓凡涉及族徽与日名的器物，都是非姬姓周人的。

 在众多青铜器中，“户”族器物是首次发现，其中两件户卣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相次应属一对列卣，户彝通高63.7厘米，是目前发现商周方彝中体型最大的一件。3件户器放置于1号禁之上，处于墓室北壁正中，即最突出的位置。1号禁上置户彝、户卣甲、2号禁、户卣乙（置于2号禁之上）、1号斗。从摆设情况看，至少这6件器物是一组套，是一个家族的器物。根据带有“户”字铭文的成组青铜器，判定，“户”就是墓主家族的族徽。如果把“户”作为族徽看，根据周人不用族徽的原则，“户”族不是姬姓家族。“户”族器物在以往的商周出土青铜器中未有发现，可以推测，这个墓地也就是户氏家族墓地。

石鼓山M3出土的高领袋足鬲

虽然我们判断出石鼓山M3墓主人的器物及其墓主人非姬姓，但也很难根据铜器及铭文推测墓主人的族属。而M3发现的唯一一件陶高领袋足鬲，就成了判断墓主人身份的重要证据。

高领袋足鬲的出土地点集中于关中、平凉地区，东到长安县（或称西安），北到平凉，西到宝鸡，南到秦岭北坡。以高领袋足鬲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一般称之为刘家文化，刘家文化是以扶风刘家姜戎墓葬的发现而得名的。目前已知宝鸡地区最早的高领袋足鬲发现于石嘴头，而将大量器物置于头龛的做法大概来源于高家村刘家文化墓葬，至此可以说石鼓山M3中的两个疑问——高领袋足鬲、多龛均找到了它的来源。

     户彝

综合近年研究成果，我们一般认为，石鼓山商周墓地分为商代晚期、商末周初、西周早期三个时期文化遗存，应属考古学上刘家文化——姜戎文化（古羌人的一支），姜与羌均属炎帝族，姜戎最早的起源地在甘青地区。户属于姜戎族，户的先祖可能与周联姻，并参与伐商，取得战利品，因而石鼓山商周墓地出土了一些带有商文化气息的器物，商周之际姜戎族中应该有位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石鼓山墓地出土的甲胄、兵器就是证明。或者“户”字铭文的器物应来自征伐崇候虎获得的战利品（古崇国与扈地理位置相同，约在今扈邑区），因而铭文带有“户”字。另一方面，李学勤先生将石鼓山中臣鼎释为“帝后”，有学者指出帝后是武王之后“邑姜”，为姜太公之女，高领袋足鬲是姜姓标志性器物，那么更加说明墓主与姜氏贵族有着密切的联系。

无论石鼓山商周墓地的族属最后归宿在哪里，但出土文物为研究商周之际的政治、历史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我们相信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有关石鼓山墓主户氏家族的神秘面纱将会进一步揭开。